一种新的社会变革模型，即政府、商业领袖、NGO组织协同合作、集思广益，在一个共同议程、共享的评价体系框架下，通过相辅相成的一系列活动，持续的进行交流沟通，并在一个中枢组织的引领下，共同攻克难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的利器。非营利组织、商界和政府部门之间已经达成了一致共识：在社区维度上解决社会问题事不宜迟。

　　 陈静雅：冯骥才先生说，中国每天有80到100个乡村正在消失，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这十年来中国已经有90万个自然村消失了。希望今天的对话可以成为一个引子，从各位嘉宾的经验出发，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新农村的建设提供一种设想的解决方案。

　　 罗家德：我所在的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长期从事社区营造研究，研究项目主要是为了说明社区营造如何在中国成为可能。简单的来说就是要能够社区自发、政府诱导、NGO帮扶，合力促成一个成功的社区营造。而我们更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在社区自发的过程中，怎样把自组织的过程动员和组织起来，最后达到一个自治理；怎样针对一些项目形成各种规章，建立起信用机制、监督机制、声誉机制，透过这样的过程最终形成成功的社区营造。当然，更多的研究指向政府要做什么事，怎么做。今天政府在社区总是采取强势主导地位，而不太了解诱导的方法；还有NGO怎么参与到社区营造中来。2008年四川地震发生后，我们在四川牛尾村和杨柳村做营造的工作，累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做了附近所有乡村的调研，积累了很翔实的材料。杨柳村作为典型的社区营造案例，体现出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展现了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治理，最后自我发展的一系列过程。

　　 廖嘉展：1999年，台湾发生9·21地震，震后我们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受到社区的邀请来到桃米村，当时满目疮痍的桃米让我们很是震撼。桃米在震前就是很贫困的村落，灾后更是无力维持，如果没有新的产业产生，村民们也只能背井离乡，到外面去讨生活，这样的村落必然会消失。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社区后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如何将社区的资源转化成一种新的资本，村民可以运用社区的资本来创造他们能够跟环境共生的一种新的生活和生产的模式，同时有自己事业的发展。于是我们就尝试了结合生态旅游、生态村的发展的模式，创造了不用政府投资，也不用向企业借款的方式，而是让社区中的人，将当地环境转化成可以跟外面人分享的一种新的社会资本，最终他们活了下来，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也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

　　 Edwards：Mission Markets作为技术平台为多种利益方提供资源共享的机会，形成一个资本的循环过程。不管是慈善机构还是投资者，在这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创造最大化的社会效益。而大家的投入最终获得的成果是可衡量的，不管是资本的投入回报率还是希望看到的社会影响。比如说保障性住房项目，美国社区再投资基金（CRF）将组合贷款投放到我们平台，不同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就会来购买，在购买时就知道Mission Markets能够为他们这笔投资衡量其最终的社会效益，而CRF又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资本回报率。

　　 陈静雅：Dawn提到了保障性住房项目，我注意到美国针对社区的再投资经常着眼于硬件设施的建设项目，而罗教授与廖先生在实践中更注重文化上的重建，两位可不可以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为什么你们会想以文化重建作为起点？

　　 罗家德：美国人口较少而且分散，所以美国大多数的社区营造都发生在都市，都市中间一旦把社区的居民自组织起来之后，往往解决的是都市问题，比如说养老、育幼、教育等等。我和廖总都去到了大陆的乡村，刚才一开始你也提到，大陆乡村以一天80个的速度消失。我们一方面在喊着要有软实力、文化创意产业，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乡村却在消失。真正的乡村是保存中华文化的基因多样性的所在地，中国从南到北有多少不同的民族，有数千种不同的语言，这些才是我们的软实力和文化创意的来源。而我们做乡村社区营造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保持中华文化的基因多样性。在牛尾村、杨柳村做羌文化深度游，希望村民对羌文化充满自豪感，每一个村民都像台湾桃米村村民那样做青蛙生态的导游，而不是一见到游客就变成小商小贩在桥头拉客，自己原本的生活也都不继续过了，一种文化就消失了。

　　 廖嘉展：文化的背后是人和价值如何转化。地震之后产生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人如何存在，或者说人跟地球的关系。在这种思考之下把保护地方生态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这种新的行为如果是透过需要之后内化成个人在知识上、在观念上的重建，你的知识跟文化结合之后可以跟外面的人来分享，这样的分享其实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活，这样生活的分享我觉得就成为我们在许多的弱势地区可以跟外界的人来产生对话，因为对话产生之后许多的交流有新的可能。

　　 陈静雅：是否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廖先生和罗教授所做的实践都是在灾后重建地区，灾民的心理重建也是很艰巨的工作，所以从文化着手可能会更好？Dawn你在美国有没有注意到灾后重建这方面，比如说卡崔娜飓风之后的灾区重建，有没有一些着眼于文化或者人与人沟通的项目？

　　 Edwards：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灾后重建的项目，一些企业会从利润当中拿出一部分来投入于这种基金，和当地的人力资本、技术相结合来进行灾后重建项目。因为非股权交易市场不仅仅可以是资本的流通，还可以是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流通，灾后地区往往会吸引很多企业来帮助灾后重建，我们则为具不同专长的企业和NGO、不同类别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提供了一个整合互换的平台。

　　 陈静雅：社区问题往往千头万绪，NGO会发现自己要独立解决一个社区的问题是很困难的。比如有的NGO致力于解决未婚少女怀孕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跟教育和就业是紧密相关的。Dawn就你看到的美国社区发展这方面的经验，要解决一个社区问题会需要哪些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现在在美国进行的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Edwards：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许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有很多不同性质的机构通力合作，先找出问题，之后分享资源。这样就能够搭起问题和解决方法之间的桥梁，获得相关的社会支持、资本支持等等。Mission Markets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打通全球资源，在各个地区能够深入到一些社区解决非常具体的问题，然后再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和全球其他地方的资源有什么关联，是否可以将他们对接起来。

　　 陈静雅：廖总和罗教授在做社区实践的时候有哪些力量帮助过你们，或者你们自己有没有寻找帮助，未来希望寻求哪方面的帮助？

　　 罗家德：汶川大地震之后，很多的企业都非常期待能够参与到相关的救助工作中去，因此我们组建团队向企业和基金会募款，到这些村子里帮助他们以重建房屋为起点进行自建房屋换工的合作社，当地村民就有了第一次自组织经验，生发了自组织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发动了第二波社区营造，希望能够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在经济上重新振兴这个地区。在这个阶段中间我们也得到了台湾的信义房屋公司以及他们在台湾最主要的社区基金“宜家基金会”的支持。后续我们期待能够跟市场有所结合，如果有一些社会企业可以基于社区营造提供的这种深度旅游的服务，组织消费者进行生态养生旅游，这种社会企业就是我们后续希望合作和引入的对象。

　　 廖嘉展：在台湾，政府部门有非常多不同的社区资助计划，凸显了治理能力的问题。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政府部门在操作上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细致的管理。我们作为非营利的NGO，在一个社区可以做长期的工作和比较深刻的陪伴，这种工作在整个台湾十几年来社区营造的进程中已经积累了良好的基础，一般的社区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社区的困境，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寻找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现在比较大的困境是整个社会变迁，包括环境变迁非常的快，而变迁很慢的恰恰是生活在传统文化世界的这么一群人，要跟上这么快的时代变迁，他们在知识上、资源上是不足的，这不足的部分我觉得NGO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是不是能有更多的NGO蹲点，有更多社区营造员真的可以做长期的陪伴、协力这些弱小的社区发展。

　　 陈静雅：廖总在桃米村做青蛙生态，让村民自己认识青蛙，向游客介绍青蛙，同时又做了环保工作。《南方周末》最近一篇报道写道，社区营造已经成为了台湾环保工作最新的阶段。从您的经验出发，还有台湾其它做社区营造的地方，他们对台湾整体环保工作有怎么样的影响？也想问一下罗教授，您觉得这个对大陆举步维艰的环保工作来说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启发点?

　　 廖嘉展：我觉得社区营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真的是让生活者本身知道如何去面对他生活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是文化跟传承的问题，也有一部分是生态环境的问题。这种实践过程可以令人本身改变，改变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察觉的过程。当一个人对于环境，对于他的生活价值能够自我察觉的时候，他就能够有能力去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和价值观。当有这样的人的时候，其实有全面关照的能力去看到环保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乃至一个新的时代得以开始——努力使自己的整个生活发生改变。

　　 罗家德：谁最在乎环境？一定是居民自己，企业家就再有企业社会责任感也是盈利为先的，政府就是再致力于环境保护，有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很多底下造假、上面也检查不到的问题，而真正最在乎环境的就是生活在这些环境中间的人。政府主导型的环保项目往往会找一些所谓的先进村、文明村，把环保作为行政命令，等到媒体宣传完毕，村子又恢复原状。而大多数的村级行政部门是欠缺经费和注意力去做环保工作的。让村民自组织起来， 透过社区营造来纠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村民成为环保警察去监督企业行为，这肯定会成为环保的新方向。